时间就这么一晃来到了上元三年（676年）春。而历史线的偏移也在新的一年，继续体现出后续的影响来。首先是因为太子李弘，没如期死在洛阳的合璧宫，因此也没引发高宗悲痛改元的历史事件。
其次是对新罗用兵的需要，被贬放代北的薛仁贵，也再度被高宗赦免召还戴罪阵前。而原本正常历史线上，因为新罗王金法敏卑言求和，而顺势从高句丽故土收缩的兵力，也依旧留在大同江以南；
这就造成了另一个后果和偏差。总章元年（六六八）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，以唐人与当地酋豪共治其地。但高句丽遗民不服统治而连年反抗，在咸亨元年至四年（670至673）多次爆发大规模叛乱。
虽然被唐军屡屡击败，但也导致驻军逐渐疲敝；而原本还算恭顺的藩属新罗国，乘机勾连和扶持高句丽叛民，连年暗中侵蚀疆界的历史进程。因此，朝廷中已经积累相当程度，反对继续征战之声。
乃至出现主张以高句丽王族，继续羁縻其故土的声音；唐廷终于上元三年（六七六）二月二十八日，将安东都护府内徙至辽东城（今辽宁辽阳），并罢唐人任都护府官职者，渐以高丽人自治其地。
算是放弃了对于鸭绿江以南，高句丽故地的大部分直接统治；然后，又将百济国故地的熊津都督府，迁于建安（今辽宁营口附近）故城。百济户口原内徙于徐、兖等州者，亦令全部迁回建安之地。
然后，以工部尚书高句丽末王高藏，为辽东州都督，封朝鲜王，遣归辽东，安辑高句丽馀众；高句丽先在诸州者，皆遣与藏俱归。又以司农卿扶馀隆为熊津都督，封带方王，亦遣归安辑百济馀众，
但是，这又导致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，首先是返回故地的末王高藏，被告发暗中与当地最大的土族势力，白山靺鞨勾结密谋叛乱；招还流放邛州而病死其地，追随还国的部众也随之重新打乱遣散。
散徙其人于河南、陇右诸州，唯贫者留安东以为城傍；自此，高句丽作为东北历史上，昙花一现的地区强权，就此消失在中土的历史进程中。但这也进一步的削弱了，唐朝在高句丽故地的控制力。
而作为百济末代义慈王之子的扶馀隆，就更加的不堪了；早已经习惯在大唐洛阳生活，并且娶妻生子扎根下来的他，甚至连熊津都督府的土地都没有踏上过，就半路以抱病为由停留在了幽州境内。
反而是早有准备的新罗国，专门以收拢的百济遗民，组建了百济人的军队和官吏；在熊津都督刘仁轨奉命与新罗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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